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性的纠结，而这种纠结也时常困顿着我们的思维，对同一个问题，永远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的，人所有人信服的答案，所谓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所谓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

看到有关“红二代”的讨论，或者说争论，一时间感触多多，故码此文，算是表述自己的观点。

开宗明义，我比较讨厌动辄就把人分为“三六九等”的，但是，非常不幸，人注定是有三六九等的。这也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贾府的焦大死看不上病恹恹的林黛玉，按照焦大老兄的见解，找老婆那是要生孩子过日子的，弄一个药罐子在家，肯定是一件不划算的事情，你可以说老焦这是一个混人，但是，他看不上梨花带雨的黛玉，甚至觉得宝玉都不是什么爷们这一点不奇怪。

文革期间有一个“响亮而混账”的革命口号，叫做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革命儿混蛋”。这口号曾经盛极一时，虽然后来领袖表态了“有成分论，不惟成分论，重在表现”，算是对上面的观点的一种含蓄的否定，但是，它造成的恶劣的社会影响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存在的。

印度电影《流浪者》中，大法官拉贡纳特咆哮着对拉兹说“贼的儿子永远是贼”，这个罪孽深重的人，不知道最后他注定要为自己的罪恶买单。

试图用一种简单的划分，虚拟出一个特殊的阶层，或者说，就算是这个阶层存在，对这个阶层大书特书是不是有意义呢？当然有，因为至少它是对历史的一种回望，是对过去的一种复读。但是，我不能不承认，这种划分很机械。

说实话，我不太赞同那种“红二代”的划分，因为在我看来，这种划分缺乏可信度。事实上，如果按照这种划分，我可以说，它基本混淆了这个被作者自己肯定的层面上太多的东西。我赞同“红二代”不等于“官二代”，但是，也不可能“红二代”就不是“官二代”，这在绕口令一般的解释里，我想不用具体去举例说明了。

讲一个真实而辛酸的笑话吧，说是在八十年代中期，一个地方的工作组，翻山越岭的走了数天，进入了一个大山深处的村落，只有十几户人家，他们惊惧的看着这些工作组的人，总算有一个胆子比较大的老农，上去问了一句让工作组所有的成员潸然泪下的话：“县城里的日本人走了吗？”

我曾经在很多文章里都说过，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喜欢速忘的民族，是一个没有记性的民族。所以，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丝毫不用奇怪的看到当年革命的老区，依然有衣衫褴褛的孩子，依然坐在四面透风的土胚墙的教室里，当一个国家，为那些偏远贫困的孩子能吃上一顿餐饭而欢欣鼓舞的时候，它所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悲凉，还有绝望。

所以，我们更有权力问这个国家的管理者们，也问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是否对得起那些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英才们，今天这个锐变的，充满着两极分化的社会状态，是他们在天之灵希望看到的吗？

而那些当年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的老一辈们，他们的后代可能富贵，也可能破落，其实在我看来，鸡犬升天的并不在少数，而且是越来越多，而在“艺文版”里争论的，可能是那些被遗忘的，或者是不如意的罢了。

在这个注定要被贴上标签的社会，靠着老子，靠着根子，为非作歹，胡作非为的“红N代”实在不是少数，而且这其中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。

《我的奋斗》里，希特勒宣称的是一个抱负和野心，正是这种报复和野心把生灵推入涂炭的境地，也让他注定万劫不复。这个国家需要思考的不仅仅是替那些曾经的“红二代”的不如意而悲伤，而是要警惕那些为非作歹的“红二代”们的疯狂。

因为，前者是一个个体，尽管值得唏嘘和叹息，但是，后者却能导致一个国家的走向和未来。所以，在我看来，这个社会有多少于连并不可怕，因为于连毕竟是奋斗者，尽管手段有点卑鄙而龌龊。这个社会最可怕的是那些躺在老一辈功劳簿上胡作非为的红二代，他们身上尽管可能也有红色，但是，那是嗜血，是贪婪的见证罢了。

很多事都是一张纸的两个面，就像唱红歌好不好，好！人总是要有点精神追求，所谓精神也可能变物质，但是，当你打开电视，几乎所有的频道都有“红歌会”不知道你会不会怕，反正我有点怕。而且，据说某直属机关唱红歌每人六套服装，这是一笔多大的开销，如果用在偏远地区孩子们的餐桌上，孩子们会吃的更好吧？

更有甚者，四川资阳市，红歌唱到精神病院，据说病人们唱了都好多了，是不是该大夫们疯了呢？

当然还有更疯狂的，据说某地的监狱都把唱红歌作为给服刑犯人减刑的考核标准了，真的令人不寒而栗。

最近到处都是唱红歌